她认为要更多用游戏方法取证,年龄越低,越要用游戏方法,由专业人员去观察孩子反应,这需要特殊的技能和方法。但目前现实是,中国缺乏包括专业问询在内的服务儿童的专业人士。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,4岁女童遭强奸,下体重伤,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,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,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,几次心理疏导后,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《保护人权规范公权 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发布》当地时间1月4日下午,就是这位中尉军官,带领官兵成功处置了一起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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