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延丽是一位“新北京人”。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公司没有“留京指标”。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，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，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。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解读长江保护法|将为保护母亲河提供哪些保障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、著名经济学家彼得·德赖斯代尔看了罗伯逊的文章表示，此文在收入计算的技术问题上还算OK，但却完全忽视了以名义形式计算的贸易和投资额。